朱虹||民国时期对新兴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的不同认识
朱虹，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近年来，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人与动物的关系逐渐受到重视，开始有学者对近代保护动物团体及其活动进行探讨，但为数很少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从正面论述动物保护运动的意义。毫无疑问，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在近代中国的发端应予肯定，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有部分人士针对新兴的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不应忽略，本文拟就此做一论述。
一 对保护人类与保护动物关系的不同认识
20世纪初，欧美各国保护动物运动日益发展，每逢10月4日世界动物节，各国保护动物组织都会举行多种纪念和宣传活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学贯中西的著名女词人吕碧城不断介绍西方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并倡导成立相关社会团体，保护动物思想也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1934年年初，不同名称的新式保护动物团体在中国相继诞生，其中上海的中国保护动物会最为著名。该会不仅在上海设立总会，而且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会员人数众多，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南京的禁止虐待动物协会还曾推动市政府颁布《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施行细则》,这是目前所知近代中国保护动物的唯一地方性法规。
自1934年起，中国保护动物会也精心筹备，在世界动物节举行大规模纪念与宣传活动。据报道，首次纪念世界动物节的活动丰富多彩：“中国保护动物会为促进社会人士之护生观念起见”,请准上海市政府令行卫生局通饬市区肉业屠宰商，于是日禁屠一天；并于当日下午假座上海市商会会场举行动物节宣传大会，邀请党政机关及名流指导演讲，同时举行该会第一次保护动物征文颁奖典礼，另配有游艺活动和精彩节目。“其文字宣传，如《新闻报》《佛学半月刊》《护生报》等均发行特刊，并印有巨量护生标语、画图，张贴各道路，暨向全国各电台接洽播音，以广宣传。”近代中国保护动物运动虽然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起步，但活动多样，内容丰富，宣传得力，在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上海尽管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前沿，但也难以使保护动物的新思想在短期内为各方人士所理解，虐待动物的事例更不可能因此而消亡。上海保护动物会曾指出当时上海存在的各种虐待动物现象：鸽类套口闷死，山鸡剪舌流血而亡，各种螺蛳生遭断尾而死，鸡鸭未宰扎足倒悬，活剥田鸡出卖等，“菜市通衢，数见不鲜”。不仅如此，伴随着保护动物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报刊上发表的宣传文章以及相关的报道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也有知识界部分人士对新兴的保护动物思想和运动提出了不同的认识，并形成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首先，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士认为，在当时人类得不到切实保护的情况下，花费人力物力宣传保护动物并开展相关活动不合时宜。其具体理由是，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正面临各种非人道残暴待遇，所处之困境远比动物更加严重。“就非道处置而言，人群所遭受者，殆亦远在牲畜之上”,并且始终未见有“妥筹周全之术，以使此灭绝人道之残贼行为，不复重见于今日之世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世界杀机已萌，大战序幕将揭”,人类自相残害行将发生，无暇顾及牲畜之保护。就国内情况而论也是如此，“目下中国情形，人尚不保，遑计于畜”。为此，他们发出惊呼：“这世界原已到了有权忽略人类而只顾禽兽的地步!”并认为在烽火遍地、人命草芥的当下，倡导“保护动物似乎也只是一种表现‘妇人之仁’的举动”。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言论，可以发现质疑人士中，有的其实并非一味反对保护动物的主张与行动，只是认为时机不成熟，应该在人类生存无忧的前提下，再开展保护动物运动，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所以，对于以此理由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言论，不宜简单地一概视为反对声音而强加斥责。
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人类确实都普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危机。即使是宣传保护动物的人士，也承认“当今之时，杀气弥漫，普遍天下，人类相争，强食弱肉，日胜一日，如此浩劫，急宜挽回，为人类争生存，为世界谋大同”。正因如此，在对保护动物持不同认识的人士眼中，“现在保护人类，尚来不及，保护动物，当然尚未到相当的时期”。至于在保护动物与保护人类两者的关系上，人类当然应该优先予以保护。例如有一篇题为《先保护最高级动物》的文章，作者一方面表示赞同保护动物；另一方面强调更应该优先保护作为最高级动物的人类，因为人类互相屠杀更加残酷，“其他动物的被残杀，决不是发生在同一种类之间，就是最残忍的禽兽，如鹰如虎，我们也没有听说它们残杀或吞食同类”,而人却是同类互相残杀，有暗杀，有明杀，有显而易见的大屠杀，还有无形的吃人的制度，有两族相争的屠杀，也有同一民族间的屠杀。面临这种情景，当然应该“先保护最高级动物”。对于“保护动物，我们无条件赞同，因为我们人类也是动物的一种，谁说是残杀是应该的呢?不过我们希望保护动物的善士们，先从保护人类作起”。
其次，爱护异类应从爱护同类做起，是此类观点的另一表述。持此说者同样并不公开反对爱护动物，只是认为现在更迫切的要务是爱护人类。因为只有做到人类互爱，才能真正去爱护动物。保护动物运动“发动在目前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嫌过早”。现在的人类，对同类且不能互爱，遑论爱及异类。故保护动物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理想，若要使这种理想付诸实现，先决条件是从人类互爱做起。而人类自相残杀的现象，向来都比任何动物更加残忍，“这一种恶劣的天性”不仅导致对于同类不能相爱，而且互相残杀。以对同类尚不知相爱的人类，要他们施恩及于异类的动物，对动物加以保护，实不可能，“故我们以为人类果有仁慈之怀，愿对动物加以爱护，第一步，宜由改造人类的本性着手”。不难看出，当时的保护动物人士认为爱护动物能够推及爱人，促进人类互爱，而质疑者却强调爱物应先爱人，否则爱物也不真实，因为“爱物终究只好说是人类互爱的发展，如果人类相处，非但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爱，反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乃是人类的耻辱，在这种情形下去爱物，可以说是自己在讽刺自己”。所以，“人类应该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爱，然后再做爱物的工作，这是我们当前任务”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双方的认识完全相反，很难达成一致。
结合当时国人的处境，持不同认识者进一步提出动物虽应保护，但当时国人与动物相比较，处境更加艰难，所以需要做的应该是先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动物。“各位且抬头向内，看看全国各地水旱的灾患，那些遭难的是人还是动物?是你们同胞生下来亲滴滴地兄弟姊妹，还是外国人或是动物?”此外，在东北及蒙古、西藏等边地以及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流域，外国侵略者“驾着军舰飞机，拿着手枪大炮，来践踏你们，来残杀你们，你们自己不能保护自己，还说什么保护动物?”就现实情形而言，保护动物并非迫切要务，保护同胞才迫在眉睫。“我们这种地位较动物还不如，比动物还可怜的民族，应该要赶快的想法，拼命的往前挣扎，以血肉与世界最凶残的人形动物相搏击以外，没有生存的第一条路”,处此危急情况下，“还说甚么保护动物、禁屠等等无意识的废话呢?”另外，还有人认为：在人民求生不得的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为大众解决民生，换句话说，就是要从速实现民生主义，论及民生主义，必然会提到当时被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而“在中山先生的著作里，找不出保护动物的理论的专章”。这也成为质疑保护动物运动意义的一个理由，并强调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乃当务之急，“保护动物在中国是次要又次要的问题，现在还谈不到，最好以保护动物的慈悲，施诸那些呻吟载道，奄奄一息的同胞们”。所以，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比较普遍的不满，乃是认为更应该保护的受苦受难的人们被忽略了，与此相反的是，“绅士们似乎对‘牲畜’特别爱好，很久以前我们便听到有‘动物保护会’的组织，而且发命令来限制，甚而至禁止虐待‘牲畜’。可是我们却从来并未听到人说要组织什么‘穷人保护会’或‘失业保护会’之类，这可见得绅士们的‘牲畜’也是‘得天独厚与人无尤’”。
还有质疑者认为在国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奢谈保护动物，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不当行为。在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得到什么安全的保障，到处都展现着人被虐待，人被宰割的事实，何曾见有什么慈善心肠的人出来发起一个保护人的团体呢?虽然也曾有过什么人权保障协会，但也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倡导保护动物运动是舍本逐末，甚至是一种可笑的行为，“以不能够保护自己的人如今却来提倡保护动物，这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么?”这样的批评带有嘲讽口吻，对于当时真诚提倡保护动物的人士来说有失公正。另有质疑者则肯定宣传保护动物的善良初衷，指出“保护动物，有人饥讽其为煦煦之仁，孑孑之义，然而他们的动机，却实出于仁爱，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但是仍然认为人不能保护自己，与动物一样可怜，“最高等的动物——人，被他人压迫、蹂躏、宰割，而不能自己保护自己，那末，不是和动物一样的可怜吗?”
所以，有人进而指出：“动物终究是动物，比动物更上一级的水灾区域的灾民，都在嗷嗷待哺，但望保护动物会诸君，移他爱护动物的一片仁慈，来设法救济灾民，那更功德无量了!”而在保护动物人士看来，倡导保护动物与保护人类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保护动物能够有效地促进保护人类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情况下，动物之所以需要保护，很多人并不理解，所以需要宣传，而保护人类的道理不言而喻，“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人类生命的保护，当然是不必说了，即附属于人类的权利名誉财产等，在法律上也有保护的明文，所以保护人类的问题，可以说在可能的范围内，已尽保护的能事了”。至于各处因天灾或兵祸导致民众的贫苦，“要从保护再进一步，予以充分的赈济和教育，才可达到目的”。不仅如此，人类是有聪明才力的动物，受到环境压迫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救护自己，动物的聪明才力，比人类差得多，遇到受人类残害的时候，只有冤沉海底，无可抵抗，所以动物需要人类予以保护。人类如果养成随意伤害动物的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是养成人类残杀的主因……好比小孩子，从小会杀虫子，长大了就容易杀雀子杀猫杀狗，甚至于杀人，也不觉得希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保护动物其实也是保护人类。
最后，民国时期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还在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疑问。例如，有人撰文向宣传保护动物的慈善家发出一系列质问：第一，动物是不是供给人食用的，如果人不食动物，可不可以强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统一的确切答案。第二，“弱肉强食，是天然的结果”,如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以及猫捕鼠，雀食虫，蜘蛛咬蚊蝇，“一切有生命的动物，没有不借食他种动植物以维持生活的，试问各大慈善家，即能禁止人类不杀动物，能不能防止一切大小动物的不自相捕食?”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第三，中国人多吃猪肉，西洋人多吃牛肉，“其他所食许多动物的肉不必说，能不能禁止不吃?试问提倡保护动物，宣传保护动物的各大慈善家，是不是个个都戒绝了肉食?”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在宣传保护动物的人士中，只有一部分皈依佛教者戒绝了肉食，所以这个发问会使一部分未戒绝肉食的动物保护人士感到尴尬。
近代国人宣传并倡导的保护动物思想源于欧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吕碧城在介绍和宣传保护动物思想时，也不讳言自己旅居瑞士多年，深受欧洲保护动物运动的感召，进而萌生保护动物的理念，并决心向国人介绍和宣传这一思想，希望在中国也成立世界保护动物协会的分会，积极开展保护动物运动。1934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保护动物会，也阐明“保护动物会，是世界各国普遍的慈善机关，并非中国所独创，盖吾人对于各种动物，均应平等看待，不可恣意残杀”。可见，从事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并不否认其思想源于国外，更没有认为向西方学习，开展保护动物运动有何不妥。但质疑保护动物运动者却在这方面也提出了批评。例如有人指出：保护动物必须经外国人提倡，才能引起中国人注意，在中国吃素念佛的老婆婆，做些戒杀、放生的故事，经过悠久的年代，人们只以为愚见，等到现在外国人提倡保护动物，仅仅有禁止虐待的提议，“一般人就以为稀奇，由稀奇而羡叹，由羡叹而附和，由附和而漫声道，这是博爱仁慈的结果”。虽表面上说这是博爱仁慈的结果，但言辞之间，“稀奇”“羡叹”“附和”这些词语所体现出的意思，却并非正面肯定，而是嘲讽否定，尤其认为“一般人们反而忙于附和外国人倡议的保护动物，这事似嫌离奇，却在吃素念佛的老婆婆听了，先不免一气，终必继之一喜，然而这一喜，也是空的哟”。还有人认为率先开展保护动物运动的欧美国家，其实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不值得学习。这些国家对于禽兽昆虫，爱护唯恐不至，对于和自己一样的人类，竟杀之唯恐不尽，“矛盾，虚伪，欺骗，这种种，就造成了今日的社会，今日的世界”。
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人指出不宜笼统地谈论保护动物，应该对动物进行分类，区别对待。有的动物确应予以保护，有的则可供人食用，具体说来，动物之中可供人驱使，或有功于人类的，是绝对不宜充当食品，并须加以周密保护；倘是无益人群的动物，拿来充俎上之肉，也未始不可。“更进一步说，如豺狼虎豹等猛兽，对于人们非但无益，而且要害人生命的动物，那是非除灭它们不可。”这种区别对待之说不无道理，但时人不可能意识到为了维持人与动物以及物种与环境的平衡，即使对待虎豹等猛兽也不能一概捕杀，同样也需要保护。
全盘否定保护动物运动者，在当时虽不很多，但报章上也时有类似说法。例如有的认为，倡导保护动物，如同“猫儿哭老鼠，假慈悲而已”;“所谓保护动物，也不过是施放的烟幕弹而已”。有的甚至将倡导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称为“人道主义的骗子”,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组织‘保护人类协会’,为什么不组织‘禁止虐待人类协会’?”由上可知，民国时期质疑保护动物运动的人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观点也不完全一致。
二 对保护动物运动某些具体做法的质疑
对中国保护动物会开展保护动物运动的一些具体做法，在当时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些质疑和批评难免对新生的中国保护动物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中国保护动物会都尽量予以回应，详加解释，其发展与活动并未因此受到明显影响。
中国保护动物会成立后，曾函请上海市政府明令禁止残杀动物，违者予以处罚，但“市公安局函复，奉上海市政府指令，谓查禁残杀动物，另订罚则，于法无据，未便照办”。于是，该会又议决“函请上海市政府于十月四日动物节通令全市禁屠一天”。此举获得市政府同意，“令行卫生局通饬市区各肉商宰作，于是日禁屠一天”。随后，中国保护动物会还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工董局，说明已请准上海市政府，令行卫生局通饬本市区内肉商及各宰作禁屠一日，“为特函请贵局亦于是日通饬所属区内，禁止屠宰一天，以利群生”。1935年9月，中国保护动物会为进一步扩大“护生”运动之影响，希望在世界动物节当天扩大禁屠范围，“行政院据中国保护动物会理事长叶恭绰电，以十月四日为世界动物节，恳通令全国，于是日免屠宰各种动物一天，已由院令内政部转饬全国各级政府遵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虽说明“厄于定章，工部局无权禁止屠宰，此系内地与租界不同之点”,但也表示会设法协助，“乃后商诸卫生处长，已允用书面通告，界内屠户劝阻屠宰一天，以示护生，而资观感”(《中国保护动物会今日举行征求宣传大会》,《申报》,1935年10月4日，第11版)。对于动物节禁屠之举措，报章发表评论予以肯定，认为“内政部据中国保护动物会理事长叶恭绰之请，通令全国各地于今日停止屠宰，此不忍之心的仁政实施，殊令吾人钦敬也”。
“禁屠”举措作为纪念世界动物节和宣传保护动物运动的一项具体内容，自然有其特定的作用与影响，但也引起不少质疑。有人指出：“禁屠一天，是不是即可以使牛猪不再遭宰杀，有什么益处呢?”这显然是认为禁屠一天没有实际意义，不可能达到使动物免于被宰杀的命运。还有人表示，禁屠不等于禁食，在动物节当日可以禁屠，但“各级军民人等，是否遵令不吃肉食，我们自然不得而知”。禁屠一日实际上并不能禁止肉食，“我们只要想动荤腥，在这一天仍可以吃肉，因为四日以前的三日二日并未禁屠，你依然可以上市买几斤肉吧?问题只在你有钱无钱”。更重要的是，“纵然今天大家就算不曾杀生，我想一过了今天，一般困在囚笼中的动物，也决不会逃得过它被宰的命运的”。由此而言，“今天是免屠了，然而明天呢?人们肯放下屠刀了么?我虽不为动物们危，但却为人类悲!”禁屠一日当然不能使动物免于被宰杀，中国保护动物会之所以函请政府颁令在世界动物节禁屠一天，其主要目的显然也并不是使被食用动物由此免被宰杀，而是为了使广大民众关注和了解世界动物节，以资观感，借以宣传保护动物的理念。因此，对“禁屠”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举措作用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
中国保护动物会处置流浪狗的做法，也曾引发一些议论。1934年7月，有关济南和上海处置流浪狗的不同做法，受到舆论关注。“报上载着两件遥相晖映的纪事，一是济南市当局的杀犬，一是上海保护动物会的护犬”。据济南通信报道，该市野犬素多，到处充斥，不特狂吠狺狺，厌人听闻，且时有疯犬发现，于市民安全，亦大有关系，“市府有鉴于此，特请准省府主席，于七月十一日，将犬牢积存之野犬二千余头，押赴千佛山下，执行枪决”。这一做法受到保护动物人士的强烈批评。与此相反，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以法租界近又捕捉野犬，状甚惨忍，特开会议决派人前往调查，以龙华原有豢养野犬所一处，久已废办，亟应恢复收养，以重物命”。针对这两起事件，有人以《杀犬与护犬》为题发表文章，对济南流浪狗被杀并无批评，而是认为“保护动物会的反对捕杀野犬，固本乎恻隐之心，所谓‘天有好生之德’;然而这种举措，亦是‘明定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因为‘动物’之被捕杀者，除野犬而外，六畜家禽等等，可说数不胜数。何以野犬独得特别待遇，而牛马等等的大畜生，反未蒙此种恩典，既属不解”。这一批评同样存在偏颇，实际上牛马等大畜生也是动物保护人士保护的对象，只是由于没有像野犬这样大批遭到捕杀，才没有类似野犬的特别待遇，这只说明野犬遭遇的生存威胁更大。
如何处置流浪猫犬，长久以来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即使是在现今也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由于流浪猫犬有时会给人类安全造成一定威胁，引起部分民众反感，要求予以处理，相关部门最简单彻底的举措就是捕杀。而在保护动物人士看来，对待流浪的动物当然不能简单地采取残酷捕杀方式予以处置，应以另外的方式设法妥善安置。所以，中国保护动物会并没有受相关议论和质疑的影响，除决定重建废置的上海原龙华豢养野犬所之外，还函请全国各省市寺院，援照收养牲畜鱼鳌例，设立野犬收养所。该函说明犬类“亦吾人伴侣之一种”,当然应予保护。另还特别指出：最近江浙各地市政当局，每以整顿市容，“凡属无主野犬，不问其有无疯癫诸症，悉加逮捕，施以勒毙，或镪水注射等残杀之处置”。为此，中国保护动物会发出呼吁：本会为贯彻保护动物之主张，兼筹并顾，“遂有吁请十方丛林各地寺院，共同救济之动议，伏乞诸山长老，宏施博爱仁慈，广播无疆功德，援照收养牲畜鱼鳌例，分设野犬收养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不失为安置大量流浪狗的一个较好的方式。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即使是中国保护动物会为提倡护生运动，组织上海各级学校举行护生文画展览会的活动，在当时也曾受到某种程度的批评。例如1936年9月，中国保护动物会为纪念和宣传世界动物节，增强广大学生的保护动物意识，决定举行是项活动。该会正副理事长叶恭绰、关絅之联名致函上海市教育局，阐明举行这一活动的意义：“本年动物节，转瞬即届，本会为提倡护生意旨，广阐仁爱思想起见，经议决举行本市各学校护生图画展览，俾将物与民胞之旨，灌输入一般青年儿童之脑海，庶护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除分函本市各学校请予参加外，相应检附征求文画办法一份，函请贵局，通令本市各级学校，嘱令学生踊跃参加，以资观感，不胜企祷。”与此同时，中国保护动物会还致函上海各学校，“希查照转饬各级学生踊跃参加，藉襄盛举”。在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和各学校的配合下，此次护生文画展览会于10月3—4日顺利举行，来自各学校的文画，极为丰富，且多佳作，共一千余件，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展览会场气氛热烈，“参观者络绎不绝……令人对动物不禁起恻悯之心”。展览会结束后，中国保护动物会还对参展的文画分别评优给奖，并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中小学护生演讲竞赛会，对文画展览会优胜者予以颁奖。
在此之前的1934年，中国保护动物会还曾面向中小学生发起“为什么要保护动物”的征文竞赛活动，旨在使保护动物思想“得深印儿童脑中，兼寓奖学之意”。这次活动也圆满举行，并在首次纪念世界动物节的宣传大会上，对获奖征文作者颁发奖品，“其余参加征文者，亦均赠徽章一枚，藉留纪念”。对于中国保护动物会为促进护生运动而开展的征文与图画展览活动，报章舆论大都给予了肯定，但也有人发表不同议论甚至是批评，认为在面临日本侵略“暴风雨的前夜，人类大屠杀的前夕，敌人的枪口早已对准着我们的胸膛，我们自己也保不了命，护不了生的今日，却不教儿童怎样保护自己及民族，而悠闲地去谈猫说狗，并且还灌输儿童以一种入山修道的思想，我是不能不感叹小学教育的破产了”。这显然是强调大敌当前，不应向儿童灌输保护动物的思想，应该大力宣传爱国的民族主义。该文还向中国保护动物会发出呼吁，希望“保护动物会诸公，救救儿童们罢!他们是一群无罪的羔羊!”另外，在文画展览会现场的留言簿上，参观者踊跃留言，虽多所肯定，但也有人指出：“爱护动物，自然谁也赞成，但凶恶的野蛮动物，来侵袭我们时候，非杀死他不可的，因为这是为生存而抗拒，正如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者一样。这次图画，太少抗拒的东西了。”其实，在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保护动物会也并非不分缓急，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仍一味注重致力于保护动物，而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例如1937年世界动物节届临，中国保护动物会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举行大规模纪念和宣传活动，“自八一三沪战发生，该会以际此非常时期，心理之建设，固为民族之要素，而物质之救济，尤为当前之急需”。为此作出如下决议：本年之动物节应致力于伤兵难民之救济，除已商准上海各电台，义务举行护生播音外，所有捐助该会的宣传经费，概行移作救济伤兵、给养难民之用。又该会全国会员，于当日素食一天，将节省之资，移充救济款项。不难看出，中国保护动物会的负责人与会员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批评其大敌当前只注重向儿童灌输护生思想，而不顾及民族主义宣传，不无偏颇之处。
由于持不同认识者对中国保护动物会为促进护生运动而开展的一些活动存在不满，导致他们对该会的评价，也与同情和支持保护动物运动者存在明显的不同。甚至有批评者对该会成立的必要性也存在质疑，不理解为何“在人类的生命尚且自顾不暇无有保障之今日，竟有为动物组织保护会”之行动，并质问中国保护动物会诸君子：“外有强邻，内有土劣，两重压迫之下，把你的膏血，敲吸得点滴无余，几乎活不成，却未闻有人来为我们保护，何以几位宅心忠厚的先生们，只见禽兽而不见人，难道人还不及禽兽来得应加保护吗?”对新兴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有不同认识可以理解，但全盘否认中国保护动物会的成立以及动物保护运动的合理性，则是过于偏激的言论。
值得肯定的是，面对这一系列质疑和批评，中国保护动物会仍坚持开展保护动物运动，特别是设法克服各种困难，连续在世界动物节时举行纪念大会，开展大规模宣传保护动物的活动，党政机关代表和各界著名人士也踊跃参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除此之外，该会还得到报界大力支持，在一些重要报刊开设动物节特刊，介绍保护动物运动发展情况，发表各种宣传文章，对诸多质疑作出回应和解释，希望由此能够得到这些质疑人士的理解。
三 结语
20世纪30年代，源于西方的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在近代中国逐渐兴起。1934年中国保护动物会成立于上海，每逢10月4日世界动物节都举行大规模纪念和宣传活动。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士对初兴的保护动物运动提出了不同的认识，认为当时需要做的应该是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动物。还有人提出对动物应予以分类，有的需要保护，有的供人食用，有的需要消灭。还有人质疑中国保护动物会呈请官厅批准在世界动物节当天“禁屠”,对于保护流浪猫犬、举行护生文画展览等活动，也都提出了质疑或批评，反映出时人对保护动物运动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的某些说法至今仍然存在，值得注意。
需要指出，古今中外对新事物有不同的声音较为常见，不足为奇。对近代新兴保护动物思想与运动持有不同认识，也属正常现象。应该区别看待的是，其中有些人士实际上并非反对保护动物运动，只是认为在当时国人面临的处境比动物更为艰难的情况下，不应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用于保护动物，而应注重如何使国人免于受难。即使有一部分人从不同角度看待保护动物运动，甚至对这一运动持反对态度也不意外。即使在今日中国，对保护人类与保护动物关系的认识仍存在类似争议，而且立法保护动物一直难以付诸实施。由此可见，切实做到保护动物以及建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依然是需要不断努力才能达成的目标。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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